探讨改良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评分联合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对新生儿胆红素脑损伤的早期预测价值。

选择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于苏北人民医院新生儿病房住院治疗的80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头颅MRI检查结果是否有苍白球高信号改变，将其分为脑损伤组(n＝37)及无脑损伤组(n＝43)；并选择本院产科同期出生的40例健康足月新生儿为对照组。对3组受试儿进行aEEG监测，并进行改良aEEG评分，检测血清总胆红素(TBiL)浓度及NSE水平，以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对3组受试儿一般临床资料、改良aEEG评分、血清TBiL浓度及NSE水平，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SD)-t检验，进行总体比较及两两比较；对改良aEEG评分、血清NSE水平及aEEG分度分别与BAEP分度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法；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比较改良aEEG评分、血清NSE水平及二者联合，对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发生胆红素脑损伤的预测价值。本研究遵循本院伦理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并得到批准(审批文号：2016KY-064)，所有纳入对象监护人知情同意。

①3组新生儿性别构成，入院时日龄及胎龄，出生时体重、身长、头围及胸围，以及其母亲孕次、产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脑损伤组新生儿的改良aEEG评分为(7.7±1.6)分，分别低于无脑损伤组及对照组的(10.4±1.5)分和(10.9±1.3)分；而血清TBiL浓度及NSE水平分别为(349.7±74.0) μmol/L、(47.6±13.2) μg/L，均分别高于无脑损伤组的(295.7±31.4) μmol/L、(32.3±7.7) μg/L及对照组的(185.1±35.9) μmol/L、(28.6±7.3) μg/L，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③本研究受试儿的改良aEEG评分与BAEP分度呈负相关关系(r_s＝-0.718，P<0.001)，血清NSE水平及aEEG分度，均与BAEP分度呈正相关关系(r_s＝0.685，P<0.001；r_s＝0.647，P<0.001)。④改良aEEG评分、血清NSE水平及二者联合，预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发生胆红素脑损伤的ROC曲线下面积(ROC-AUC)分别为0.875(95%CI：0.795～0.954，P<0.001)，0.853(95%CI：0.769～0.937，P<0.001)及0.938(95%CI：0.861～0.980，P<0.001)；3种方法预测脑损伤的敏感度分别为86.5%、62.2%、83.8%，特异度分别为74.4%、93.0%、90.7%。

改良aEEG评分联合血清NSE水平，对新生儿胆红素脑损伤的早期预测价值，较单一采用改良aEEG评分或血清NSE水平更高。

探讨输卵管妊娠(FTP)患者发生持续性异位妊娠(PEP)的高危因素，以及对早期诊断PEP的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

选择2011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受腹腔镜保守性手术治疗(COT)后，发生PEP的17例FTP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PEP组。同时，随机选取同期于本院接受相同术式，并且术后恢复良好的148例FTP患者作为对照，纳入对照组。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采集2组患者临床病例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PSM后，2组患者术后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水平下降至<20 mIU/mL与<10 mIU/mL的时间，以及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进行比较。采用χ²检验，比较2组患者的盆腔黏连、输卵管间质部及壶腹部妊娠发生率。绘制2组患者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对于诊断FTP患者接受COT后发生PEP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ROC-AUC)。根据约登指数最大原则，确定2组患者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对诊断FTP患者接受COT后，发生PEP的最佳临界值。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新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①PSM后，与研究组成功匹配的对照组患者为65例。PSM后，2组患者年龄、孕次、人体质量指数(BMI)、停经时间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PSM后，PEP组患者盆腔黏连、输卵管间质部妊娠发生率分别为88.2%(15/17)、29.4%(5/17)，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1.5%(40/65)、3.1%(2/65)，2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349、P＝0.037，χ²＝8.834、P＝0.003)。③PSM后，PEP组患者术后血清β-hCG水平下降至<20 mIU/mL与<10 mIU/mL的时间分别为45.0 d(32.7～61.2 d)与59.5 d(41.0～68.7 d)，显著长于对照组的15.0 d(10.0～19.0 d)与17.5 d(10.7～27.2 d)，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703、4.418，P<0.001)。④PSM后，PEP组患者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为47.0%(－8.0%～70.1%)，显著低于对照组的69.0%(61.2%～79.2%)，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06、P<0.001)。2组患者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诊断FTP患者接受COT后，发生PEP的ROC-AUC为0.777(95%CI：0.626～0.929，P<0.001)。根据约登指数最大原则，2组患者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诊断FTP患者接受COT后，发生PEP的最佳临界值为52.9%，此时其诊断PEP的敏感度为64.7%，特异度为95.4%，阳性预测值为78.6%，阴性预测值为91.2%，准确度为89.0%，漏诊率为35.3%，误诊率为4.6%。

输卵管间质部妊娠与盆腔黏连，可能是FTP患者接受COT后发生PEP的高危因素。术后24～48 h血清β-hCG水平较术前下降率，可能可以作为FTP患者接受COT后发生PEP的早期诊断指标之一。

系统评价我国部分地区留守儿童体质健康现状，为留守儿童健康保健服务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维普及万方数据库中，关于我国留守儿童体质健康现状相关的横断面研究文献。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数据库建库至2019年8月。由2位研究人员按照本研究设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评价文献质量、提取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后，采用RevMan 5.3统计软件，对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文献的儿童体质健康现状指标进行Meta分析。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评价标准，对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价。对各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I²检验，若P≥0.10和(或)I²≤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若P<0.10和(或)I²>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留守儿童体质健康现状评价指标，包括儿童营养性疾病(营养性贫血、营养不良、锌缺乏)检出率，以及生长发育迟缓检出率与体重不达标率。

①通过文献检索，共计9篇横断面研究文献符合本研究纳入与排除标准，研究对象为14 588例来自安徽省、广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山东省、陕西省的儿童。按照本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将其分别纳入留守儿童组(n＝8 010)与非留守儿童组(n＝6 578)。②对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显示，低质量文献为1篇，中等质量文献为5篇，高质量文献为3篇。③对本研究纳入的儿童健康现状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营养不良检出率与儿童生长发育迟缓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儿童组儿童的营养性贫血及锌缺乏检出率、体重不达标率，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OR＝1.93、1.64、1.22，95%CI：1.20～3.11、1.19～2.27、1.03～1.44，P＝0.006、0.003、0.020)。

我国部分地区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健康问题，营养性贫血与锌缺乏检出率及体重不达标率更高。本研究受到纳入文献数量和质量的限制，并且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因此尚需开展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研究，才能全面了解我国留守儿童体质健康现状，更好地为其提供健康保健服务。

探讨胎盘前置状态(PPS)孕妇人工终止妊娠术(ATP)后，发生产后出血(PPH)的初步评分模型建立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接受ATP的142例PPS孕妇为研究对象。导致PPS孕妇发生PPH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χ²检验。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并结合已有研究结果与临床经验，对导致PPS孕妇发生PPH的5项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中影响因素的OR值，对PPH影响因素进行赋分。根据此赋分标准，计算本组孕妇PPH风险总评分，并绘制该评分预测孕妇发生PPH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ROC-AUC)。根据约登指数最大原则，确定PPH风险总评分预测PPS孕妇发生PPH的最佳临界值。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①对PPS孕妇发生PPH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包括ATP史(ATP次数≥3次与<3次)、人体质量指数(BMI)≥25 kg/m²与<25 kg/m²、剖宫产术分娩史，以及PPS类型(边缘性、部分性、完全性PPS)与胎盘植入情况(无胎盘黏连、胎盘黏连及胎盘植入) 5项因素。②将这5项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剖宫产术分娩史(OR＝18.865，95%CI：4.013～88.671，P<0.001)，完全性PPS(OR＝20.148，95%CI：3.387～119.846，P<0.001)，以及胎盘黏连(OR＝44.045，95%CI：9.772～198.523，P<0.001)与胎盘植入(OR＝87.494，95%CI：11.685～655.111，P<0.001)，均为PPS孕妇发生PPH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根据上述4项因素的OR值，分别赋予1、1、2及4分。PPH风险总评分预测PPS孕妇发生PPH的ROC-AUC为0.926(95%CI：0.876～0.975，P<0.001)，PPH风险总评分预测PPS孕妇发生PPH的最佳临界值为3分，其预测PPS孕妇发生PPH的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92.5%，准确率为88.0%。

本研究建立的PPS孕妇发生PPH的评分模型，可以有效预测此类孕妇ATP的PPH风险，利于个体化选择ATP方式。由于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尚需要通过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该评分模型的临床价值。

探讨影响晚孕期高危妊娠孕妇心力储备(CCR)的高危因素，同时评估心音图试验(PCGT)评估晚孕期孕妇CCR的价值。

选择20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建卡进行产前检查时，被诊断为CCR异常的65例晚孕期(孕龄为28～41^＋6孕周)高危妊娠孕妇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选择同期，在同一家医院建卡进行产前检查的CCR正常的晚孕期(孕龄为28～41^＋6孕周)孕妇489例作为对照，纳入对照组。采用PCGT检测CCR相关指标，包括心率、第一心音幅值/第二心音幅值的比值(S1/S2)、心脏舒张期时限/心脏收缩期时限的比值(D/S)和三尖瓣听诊区第一心音幅值与心尖区第一心音幅值的比值(T1/M1)。通过问卷调查、病史采集，收集这2组孕妇的14项可能影响CCR相关指标的因素，并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对CCR指标S1/S2、D/S，与超声心动图检测的心脏射血分数(EF)和心电图检查结果，对诊断晚孕期孕妇心脏功能的一致性进行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与受试者本人及其家属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合并高危妊娠，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年龄≥29～35岁，年龄≥35岁，收缩压≥140～160 mmHg(1 mmHg＝0.133 kPa)与收缩压≥160 mmHg，均为导致晚孕期孕妇心率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OR＝3.158、1.816、1.760、1.901、6.066、17.055，95%CI：1.555～6.415、1.156～2.853、1.046～2.960、1.132～3.194、1.131～32.548、2.353～123.599；P＝0.001、0.010、0.033、0.015、0.035、0.005)。孕妇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则是CCR指标心率的独立保护因素(OR＝0.529，95%CI：0.321～0.870; P＝0.012)。②晚孕期孕妇孕龄为32～34^＋6孕周，合并高危妊娠，收缩压≥140～160 mmHg与收缩压≥160 mmHg，均为导致晚孕期孕妇CCR指标S1/S2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OR＝2.400、5.842、4.293、12.875，95%CI：1.265～4.553、2.966～11.506、1.460～26.467、2.496～113.852；P＝0.007、0.028、0.035、0.005)。③合并高危妊娠、舒张压≥90～110 mmHg与舒张压≥110 mmHg，均为导致晚孕期孕妇CCR指标D/S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OR＝4.706、1.993、6.458，95%CI：2.556～8.665、1.532～17.708、2.391～28.166；P＝0.020、0.010、0.047)。④孕次≥4次，是导致晚孕期孕妇CCR指标T1/M1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OR＝9.555，95%CI：1.147～77.955；P＝0.037)。⑤研究组65例晚孕期CCR异常高危妊娠孕妇中，S1/S2与心脏EF、常规心电图检查结果，对于诊断孕妇心脏功能的一致性分别为93.8%(61/65)与89.2%(58/65)；D/S与心脏EF、常规心电图检查结果，对于诊断孕妇心脏功能的一致性，则分别为93.8%(61/65)和89.2%(58/65)。

多次妊娠，孕龄为32～34^＋6孕周，合并高危妊娠及合并心、脑血管病家族史，以及年龄≥29岁、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均为导致晚孕期高危妊娠孕妇CCR异常的高危因素，需加强对此类孕妇在心脏功能方面的产前保健。CCR指标与超声心动图(EF)及常规心电图检查结果诊断晚孕期孕妇心脏功能的一致性较高，而且PCGT评估晚孕期孕妇CCR具有操作简便、费用低的优势。

探讨早孕期唐氏综合征(DS)一站式临床风险评估(OSCAR)的临床应用价值。

选取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于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门诊接受早孕期OSCAR筛查的4 219例孕妇为研究对象。预产年龄为17.3～51.8岁，孕龄为11～13^＋6孕周。所有孕妇于孕龄为11～13^＋6孕周行胎儿颈项透明层(NT)测量。采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法，检测孕妇血清妊娠相关蛋白(PAPP-A)和游离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fβ-hCG)水平，将所测定的血清PAPP-A和fβ-hCG值输入产前筛查数据管理软件LifeCycle 4.0，软件自动计算血清fβ-hCG和PAPP-A水平中位数倍数(MoM)，并结合孕妇预产年龄、抽血当日体重、超声检查所提示孕龄、胎儿数等临床资料，计算胎儿罹患DS和18-三体综合征的风险。对于筛查结果高风险者建议进一步行羊水穿刺进行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筛查结果为低风险者于中孕期再次行产前筛查。所有筛查高风险孕妇均跟踪随访至胎儿出生后42 d。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190924)。所有孕妇接受早孕期OSCAR筛查或介入性产前诊断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①4 219例早孕期接受OSCAR筛查的孕妇中，DS高风险率为2.5%(103/4 219)，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率为0.3%(11/4 219)。不同预产年龄段的DS和18-三体综合征高风险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对DS高风险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35岁孕妇DS高风险率均高于其他年龄段，并且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NT值随孕龄增大呈逐渐增大的趋势，NT值MoM中位数也随着孕龄增大而增加。③孕妇血清PAPP-A水平中位数随孕龄增大而升高，血清fβ-hCG水平中位数随孕龄增大而降低。④4 219例早孕期进行OSCAR的孕妇中，筛查结果高风险者为113例(2.7%)，低风险者为4 106例(97.3%)。113例高风险孕妇中，同意行羊水穿刺或者绒毛穿刺术诊断的孕妇为42例(37.2%，42/113)，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诊断异常者为3例，其中，DS为2例(预产年龄分别为34岁和33岁)，13-三体综合征为1例(预产年龄为22岁)。⑤113例筛查高风险孕妇中，1例孕妇尚未进行产前诊断即出现胎儿停止生长发育，随后引产。进一步追踪筛查低风险孕妇结果发现，2例孕妇出现死胎进而引产的情况，该2例孕妇在产前筛查时PAPP-A MoM值异常，分别为0.35和0.28(正常参考值范围为0.5～2.5)。⑥对113例筛查高风险孕妇进行随访结果显示，成功随访为106例(93.8%)，失访7例(6.2%)。

早孕期DS OSCAR简便、经济，具有高性价比。此外，PAPP-A MoM值异常可作为不良妊娠结局的参考指标。

系统评价双胎孕妇中孕期使用子宫颈托预防双胎妊娠发生早产的有效性。

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献数据库中，关于双胎孕妇中孕期使用子宫颈托预防双胎妊娠发生早产的相关文献。其中，英文数据库包括：Embase、PubMed、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CRT)、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Ovid-Medline及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ACP)等；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VIP)和万方数据库。此外，手工检索相关会议资料、论文集及学位论文汇编等。检索时间设定为自数据库建库至2018年1月，检索内容为双胎孕妇中孕期使用子宫颈托预防双胎妊娠发生早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法，对检索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Meta分析，参照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PRISMA)报告规范进行报告。各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I²检验，若I²≤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Meta分析；若I²>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采用Mantel-Haenszel法评估RR值及其95%CI。

①通过相关文献检索，共计5篇RCT文献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涉及2 465例双胎妊娠孕妇，其中宫颈长度(CL)缩短双胎妊娠孕妇为827例。②对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显示，纳入文献质量为中等质量文献。③对纳入的双胎孕妇中孕期使用子宫颈托的双胎妊娠预防早产主要/次要指标的Meta分析结果示，中孕期使用子宫颈托，可明显降低中孕期双胎妊娠者分娩新生儿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治疗率(RR＝0.73，95%CI：0.53～1.00，P＝0.05)，但是增加了双胎孕妇的阴道排液发生率(RR＝3.07，95%CI：1.29～7.30，P＝0.01)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发生率(RR＝3.85，95%CI：1.19～12.45，P＝0.02)。对中孕期双胎妊娠合并CL缩短孕妇的亚组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孕期CL<38 mm双胎妊娠孕妇使用子宫颈托，可显著降低孕龄<37孕周前早产发生率(RR＝0.81，95%CI：0.69～0.94，P＝0.007)，新生儿败血症发生率(RR＝0.50，95%CI：0.30～0.86，P＝0.01)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CE)发生率(RR＝0.43，95%CI：0.20～0.95，P＝0.04)；中孕期CL≤25 mm双胎妊娠孕妇使用子宫颈托，不能显著改善双胎妊娠的胎儿/新生儿围生期结局。

双胎妊娠孕妇中孕期预防性使用子宫颈托，并不能有效预防早产发生，但是可明显降低CL<38 mm双胎妊娠孕妇孕龄≤37孕周前早产发生率。

探讨卡泊芬净治疗儿童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IFD)的疗效及安全性。

选择2013年6月至2016年6月，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血液肿瘤病区诊断为合并IFD，并且接受卡泊芬净治疗的57例血液病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例资料。采用χ²检验及t检验，对本组血液病合并不同诊断级别IFD患儿的卡泊芬净治疗有效率、各诊断级别IFD卡泊芬净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有效率及不同诊断级别IFD的血液病患儿卡泊芬净治疗后12周生存率，卡泊芬净治疗有效和无效患儿的疗程，以及不同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患儿的卡泊芬净治疗有效率，进行统计学比较，并评价卡泊芬净治疗血液病合并IFD的安全性。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与所有患儿监护人均签署卡泊芬净使用知情同意书。

①本组血液病患儿中，91.2%(52/57)为单一部位合并IFD，以肺部最为常见(78.9%，45/57)；确诊IFD为5例(8.8%)，临床诊断IFD为38例(66.7%)，拟诊IFD为14例(24.5%)。②卡泊芬净治疗57例血液病合并IFD患儿的总有效率为86.0%(49/57)。临床诊断和拟诊IFD患儿的卡泊芬净治疗有效率为90.4%(47/52)，高于确诊IFD患儿的40.0%(2/5)，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597，P＝0.001)。③确诊和临床诊断IFD患儿的卡泊芬净一线治疗有效率为96.7%(29/30)，显著高于二线治疗的76.9%(10/13)，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190，P＝0.041)。拟诊IFD患儿卡泊芬净一线治疗有效率为90.0%(9/10)，亦显著高于二线治疗的25.0%(1/4)，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915，P＝0.015)。④确诊、临床诊断及拟诊IFD的血液病患儿卡泊芬净治疗后12周的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⑤卡泊芬净治疗有效患儿的疗程为(16±7) d，显著长于治疗无效患儿的(8±6) d，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30，P＝0.032)。⑥卡泊芬净对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14 d患儿的治疗有效率为66.6%，显著低于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14 d患儿的92.9%，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84，P＝0.012)。⑦本组患儿无一例发生与使用卡泊芬净相关的不良反应。

卡泊芬净治疗儿童血液病合并IFD疗效确切，患儿中性粒细胞缺乏可影响其疗效。该药无明显药物不良反应，推荐应用于血液病合并IFD儿童一线抗真菌治疗，治疗疗程建议>14 d。

呼吸系统疾病已成为导致我国早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产前糖皮质激素促胎肺成熟治疗、肺表面活性物质(PS)及各种类型呼吸支持技术等的应用，临床诊治该类疾病的策略日趋成熟，对于早产儿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大多具备各自的指南和临床路径。目前临床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多集中于早产儿肺及其疾病的基因研究、早期干预方式的选择和精准化诊治等方面。笔者拟就早产儿肺及早产儿肺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影像学表现及其转归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探讨影像学检查在早产儿肺及其肺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辅助临床实现对早产儿肺疾病的精准化诊治。

探讨采取不同量表评估法，对性早熟患儿及其母亲的心理功能评估的价值。

选择2016年3月至2018年1月，在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就诊的70例女性受试儿为研究对象，按照其是否合并性早熟及其性早熟类型，将其分为中枢性性早熟(CPP)组(n＝24)、肾上腺功能早现(PA)组(n＝22)和青春期早期发育正常(ENP)组(n＝24)3组。所有受试儿及其母亲在初诊后2周内，采用不同量表进行心理功能评估。对于年龄≥6.0岁的受试儿，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心理功能评估，使用的量表包括《儿童抑郁量表》(CDI)和《哈特儿童感知能力量表》(Harter量表)；对于年龄为1.5～5.0岁的受试儿，采用家长报告的方式进行心理功能评估，采用的量表为《儿童行为量表》(CBCL)。对纳入研究受试儿母亲的心理功能评估，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测量法(Likert量表)，《抑郁、焦虑和压力量表》(DASS)和《积极和消极情绪时间表》(PANAS)进行心理功能评估。本研究遵循的程序通过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批准文号：医科伦审2016第61号)，所有受试儿监护人均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3组受试儿母亲分娩时年龄及受试儿晚出方式构成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3组受试儿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3组受试儿CDI总分、Harter量表的4个子项目和CBCL的2个子项目得分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对CPP组、PA组和ENP组3组受试儿母亲的心理功能评估结果显示，受试儿母亲的DASS中，抑郁子项目得分分别为(3.9±0.5)分、(4.7±0.8)分和(1.2±0.3)分，紧张子项目得分分别为(8.7±2.6)分、(10.9±3.0)分和(4.9±0.5)分，3组受试儿母亲上述得分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6.184、P＝0.035，F＝7.228、P＝0.014)。对这2个项目的得分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PA组受试儿母亲的得分，均高于ENP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322、P＝0.021，t＝7.356、P＝0.013)。此外，3组受试儿母亲的DASS压力子项目得分、Likert量表5个项目得分和PANAS 2个子项目得分分别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PA女性患儿母亲抑郁和紧张程度较高。在诊断时，心理压力不是对女性性早熟患儿进行治疗的明确指征。

探讨入院时转运生理稳定指数(TRIPS)在早产儿病情危重度及其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选择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住院治疗的130例胎龄<32周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对其同时进行TRIPS评分和新生儿危重病例评分(NCIS)。采用Peason相关性分析，分析2种评分法的相关性，再以NCIS判定的早产儿病情危重度为标准，绘制TRIPS评分评估早产儿病情危重度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获取TRIPS评分判定早产儿病情危重度的最佳临界值，并据此将早产儿分为非危重组(TRIPS评分<最佳临界值)和危重组(TRIPS评分>最佳临界值)2组。采用成组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及χ²检验，对2组早产儿早产相关并发症及临床转归等计量及计数资料进行统计学比较。本研究遵循的研究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

①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TRIPS评分与NCIS呈线性负相关关系(r＝－0.421，P<0.001)。②TRIPS评分评估早产儿病情危重度的ROC曲线显示，TRIPS评分判定早产儿病情危重度的最佳临界值为13.5分，其曲线下面积(AUC)为0.721 (95%CI：0.634～0.807),敏感度为86.5%，特异度为52.6%。③根据TRIPS评分最佳临界值的分组结果，非危重组早产儿为76例，危重组为54例。④危重组早产儿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及颅内出血发生率(37.0%、40.7%)，均显著高于非危重组(15.8%、15.8%)，其转出NICU时体重及好转出院率[(2 025±533) g，72.2%]，均显著低于非危重组[(2 192±267) g，96.1%]，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7.681，P＝0.006；χ²＝10.176，P＝0.001；t＝－2.351，P＝0.020；χ²＝15.441，P<0.001)。2组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院内感染及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发生率，以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早产儿入院时进行TRIPS评分，可用于早产儿病情危重度评估及预后判断。

选择植入发育潜能更高的胚胎是辅助生殖技术(ART)中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形态学评分法是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胚胎质量评估方法，但是由于存在观察者的人为误差，导致该方法评价胚胎质量并不准确。近十年，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不断发展，结合傅立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近红外光谱(NIR)、¹H-质子核磁共振(¹H-NMR)光谱、拉曼光谱技术等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可以精确检测胚胎培养液中的各种代谢产物，如丙酮酸、氨基酸、人类白细胞抗原(HLA)-G等。研究结果表明，妊娠组胚胎培养液代谢产物与未妊娠组不同。因此，无创性代谢组学及蛋白质组学对于胚胎质量的评估，或许可被运用于临床指导体外受精(IVF)方案的调整，选择最优质的移植胚胎。然而，形态学评分法、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均不能检测胚胎染色体异常，基因组学可弥补这一缺憾。通过胚胎移植前基因组检测和筛查，可以排除非整倍体性胚胎，从而提高ART助孕成功率。笔者拟就胚胎质量评估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阐述。

探讨MRI弥散加权成像(DW-MRI)的表观弥散系数(ADC)对慢性肾脏疾病(CKD)患儿肾功能的评估作用。

选择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收治的77例CKD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病例组。根据儿童CKD分期，进一步将病例组患儿分为CKD 1～2期亚组(n＝60)，CKD 3～5期亚组(n＝17)。将同期本院招募的16例健康儿童志愿者，纳入对照组。采用DW-MRI检测所有受试儿的双肾皮质、髓质ADC值。同时采集其接受DW-MRI检查前1个月内的血清肌酐浓度和肾小球滤过率估算值(eGFR)。病例组和对照组受试儿双肾皮质、髓质ADC值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采用方差分析对CKD 1～2期亚组、CKD 3～5期亚组及对照组3组患儿的双肾皮质、髓质ADC值进行比较，并采用Bonferroni法进一步进行两两比较。对CKD患儿双肾皮质、髓质ADC值与eGFR、血清肌酐浓度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本研究通过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文号：2014081)。对所有受试儿进行MRI检查前，均征得其监护人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组和对照组受试儿性别构成比、年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85、0.980)。

①病例组受试儿自身左、右肾皮质ADC值比较，以及左、右肾髓质ADC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受试儿自身左、右肾皮质ADC值比较，以及左、右肾髓质ADC值比较，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CKD 1～2期亚组受试儿双肾皮质、髓质ADC值分别为(2.22±0.09)×10^－3 m²/s、(1.97±0.11)×10^－3 m²/s，CKD 3～5期亚组分别为(2.02±0.16)×10^－3 m²/s、(1.72±0.14)×10^－3 m²/s，对照组分别为(2.35±0.06)×10^－3 m²/s、(2.09±0.09)×10^－3 m²/s。上述3组受试儿双肾皮质、髓质ADC值分别整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42.942、48.956，P<0.001)。进一步对其进行两两比较的结果显示，上述3组受试儿任意2组的双肾皮质、髓质ADC值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01)。③病例组CKD患儿中，双肾皮质、髓质ADC值与eGFR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r＝0.621、0.657，P<0.001)，与血清肌酐浓度均呈线性负相关关系(r＝－0.708、－0.681，P<0.001)。

本研究认为，DW-MRI是评估CKD患儿肾功能的有效方法。ADC值可反映儿童肾功能，并且ADC值可为临床判断健康儿童、轻度CKD和中、重度CKD患儿提供参考依据。但是，DW-MRI是否对CKD患儿肾功能评估具有应用前景，则尚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研究、证实。

探讨采用盆腔脏器脱垂定量分度法(POP-Q)评分系统，对不同方式分娩初产妇产后近期盆底功能评价的差异。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选择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分娩单胎、足月、头先露活产儿的200例初产妇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娩方式，将采取择期剖宫产分娩的100例初产妇，纳入观察组；而采取阴道分娩的100例初产妇，纳入对照组。对2组初产妇均按照《新产程标准及处理的专家共识(2014)》标准进行管理，并采取硬膜外麻醉分娩镇痛。2组初产妇均在孕前排除生殖道畸形、压力性尿失禁(SUI)和盆底功能障碍(PFD)，孕期无严重内、外科并发症。于产后42 d左右，对2组初产妇SUI发生率，POP-Q评分系统中的9项指标：阴道前壁脱垂、阴道后壁脱垂、子宫脱垂分度，以及Ⅰ、Ⅱ类盆底肌纤维肌力分级等进行检测。采用成组t检验，对2组初产妇POP-Q评分系统中的9项指标测定结果进行比较。采用χ²检验，对2组初产妇产后近期SUI发生率及Ⅰ～Ⅲ度阴道前壁脱垂、阴道后壁脱垂、子宫脱垂发生率进行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2组初产妇Ⅰ、Ⅱ类盆底肌纤维肌力分级构成比进行比较。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

①2组初产妇胎膜早破、妊娠期糖尿病和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主要产科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年龄、孕前人体质量指数(BMI)、孕期体重增加值、新生儿出生体重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观察组与对照组初产妇的POP-Q评分系统测定结果显示：gh(生殖道裂隙)，长度分别为(2.8±0.4)cm与(3.0±0.6)cm，pb(会阴体)长度分别为(3.6±0.3)cm与(3.5±0.3)cm，tvl(阴道总长度)分别为(8.4±0.6)cm与(7.4±3.9)cm，Aa点(阴道前壁中线距离处女膜3 cm处)分别位于(－2.0±0.8)cm与(－1.3±0.8)cm处，Ba点(阴道前壁脱出距离处女膜最远处)分别位于(－2.1±0.8)cm与(－1.4±0.7)cm处，Bp点(阴道后壁脱出距离处女膜最远处)分别位于(－2.9±0.4)cm与(－2.7±0.5)cm处，上述测定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774，P＝0.006；t＝2.537，P＝0.019；t＝－2.534，P＝0.012；t＝－6.187，P<0.001；t＝－6.585，P<0.001；t＝－3.123，P＝0.002)；而Ap点(阴道后壁中线距离处女膜3 cm处)、C点(阴道前穹窿或阴道残端距离处女膜处)、D点(阴道后穹窿距离处女膜处)的测定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观察组初产妇Ⅰ～Ⅲ度阴道前壁脱垂发生率为21.0%(21/10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98.0%(98/100)；Ⅰ～Ⅲ度阴道后壁脱垂发生率为13.0%(13/100)，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6.0%(26/100)；2组Ⅰ～Ⅲ度阴道前壁、阴道后壁脱垂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19.846，P<0.001；χ²＝5.383，P＝0.016)。2组Ⅰ～Ⅲ度子宫脱垂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2组初产妇产后近期SUI发生率及Ⅰ、Ⅱ类盆底肌纤维肌力分级构成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采取择期剖宫产分娩和阴道分娩的初产妇，产后近期SUI发生率、盆底肌纤维肌力分级和子宫脱垂分度比较无差异。但是，POP-Q评分系统评价结果显示，阴道分娩可能成为产后PFD的高危因素。

探讨目测法和血红蛋白检测法，评估孕妇在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产后出血(PPH)量的准确性。

选择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产科住院分娩的332例产妇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娩方式，将其分别纳入剖宫产组(n＝186)及阴道分娩组(n＝146)。①对2组受试者的一般临床资料进行比较。②分别采用目测法与血红蛋白检测法，评估2组受试者在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PPH量，并进行统计学分析。③分别采用目测法与血红蛋白检测法，评估2组受试者的PPH发生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④计算血红蛋白(Hb)水平每下降10 g/L时，受试者的PPH量。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者知情同意，并与受试者本人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2组受试者的年龄、孕次、产次、分娩孕龄、分娩前体重，以及新生儿出生体重、身长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目测法评估剖宫产组与阴道分娩组受试者在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PPH量，分别为380.0 mL(348.8～406.3 mL)和274.5 mL(220.0～331.1 mL)，剖宫产组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PPH量，显著多于阴道分娩组，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84.4，P<0.001)。2组胎儿娩出后24 h时，在Hb水平低于产前1 d的Hb水平的142例与121例受试者中，分别采用血红蛋白检测法评估剖宫产组与阴道分娩组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PPH量中位数，分别为340.2 mL(170.1～539.5 mL)和377.1 mL(103.1～652.8 mL)，阴道分娩组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PPH量，显著多于剖宫产组，2组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H＝6.6，P<0.001)。③2组胎儿娩出后24 h时，Hb水平低于产前1 d的Hb水平的263例受试者中，目测法估计PPH发生率，在剖宫产组与阴道分娩组及所有受试者中，均显著低于血红蛋白检测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1.4、45.6、64.0，均为P<0.001)。④Hb水平每下降10 g/L，受试者PPH量为374.9 mL(330.0～419.6 mL)。

血红蛋白检测法估计受试者在胎儿娩出后24 h内的PPH量，较目测法更为准确，但单独使用血红蛋白检测法估计PPH量具有一定局限性。

探讨《新生儿危重病例评分法(NCIS)(草案)》对临床危重新生儿救治的指导意义。

选取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于巴中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满足《NCIS(草案)》中，新生儿危重病例诊断标准的581例危重新生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这581例危重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对单项指标符合《NCIS(草案)》新生儿危重病例诊断标准，以及NCIS评分≤90分的危重新生儿的NCIS检查项目扣分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581例危重新生儿的预后情况，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n＝445)及预后不良组(n＝136)。对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不良组危重新生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合已有研究结果及临床经验，选取相应因素进行危重新生儿预后独立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①本研究581危重新生儿中，男性多于女性(370∶211)；发病日龄以出生1 d内为主(72.3%，420/581)；剖宫产分娩患儿多于经阴道分娩患儿(337∶244)；54.7%(318/581)患儿合并至少一项高危因素；新生儿危重疾病构成中，前3位依次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32.4%，188/581)，新生儿肺炎(22.7%，132/581)，新生儿窒息(15.8%，92/581)。②这581危重新生儿中，因单项指标符合《NCIS(草案)》新生儿危重病例诊断标准，而被纳入危重新生儿者，共计455例(78.3%)。其中，以需进行气管插管辅助机械通气治疗或反复呼吸暂停对刺激无反应者、有换血指征的高胆红素血症者、低血糖者最为常见，所占比例分别为59.3%(270/455)、16.7%(76/455)及10.1%(46/455)。这581危重新生儿中，因NCIS评分≤90分符合《NCIS(草案)》新生儿危重病例诊断标准，而被纳入危重新生儿者，共计558例(96.0%)。其NCIS检查项目中，扣分最多的项目前3位依次为pH值≤7.25或≥7.50(31.5%，176/558)，呼吸频率≤25次/min或≥60次/min(18.1%，101/558)，动脉血氧分压(PaO₂)≤60 mmHg(1 mmHg＝0.133 kPa)(16.8%，94/558)。③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患儿的性别、发病日龄、胎龄构成比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对于预后不良组患儿，预后良好组患儿的出生体重更高，住院时间更长，剖宫产分娩率更高，极危重患儿(NCIS评分<70分)比例更低，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出生体重、住院时间及NCIS评分为危重新生儿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OR＝2.528，95%CI：1.178～5.426，P＝0.017；OR＝76.736，95%CI：27.279～215.858，P<0.001；OR＝106.697，95%CI：43.952～259.019，P<0.001)。

《NCIS(草案)》中的单项指标及NCIS检查项目扣分情况，可准确、有效地反映新生儿病变状态。应用此方法可指导对危重新生儿的救治及预后判断，有助于建立基层医院危重新生儿转诊机制，开设急救通道，从而提高危重新生儿抢救成功率，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母亲分娩新生儿与健康足月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caspase-3蛋白含量变化及其与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NBNA)评分的关系，并分析S100B蛋白、caspase-3蛋白含量与GDM母亲分娩新生儿脑损伤的关系。

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86例足月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母亲孕期是否合并GDM，将其分为GDM组(n＝33)和对照组(n＝53)。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2组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caspase-3蛋白含量，并于生后第3天对新生儿进行NBNA评分。

①2组新生儿性别构成比、胎龄、出生体重、母亲年龄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 GDM组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caspase-3蛋白含量均高于对照组[(38.8±9.3) pg/mL vs (12.4±2.6) pg/mL，(5.3±1.7) μg/mL vs (2.8±0.6) μg/mL]，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314、15.977，P<0.001)。GDM组NBNA评分低于对照组[(36.3±1.2) 分 vs (38.3±1.2)分]，并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8.129，P<0.001)。③GDM组中，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caspase-3蛋白含量与NBNA评分呈负相关关系(r＝－0.583、－0.814，P<0.001)，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含量与caspase-3蛋白含量呈正相关关系(r＝0.394，P＝0.023)。对照组中，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caspase-3蛋白含量与NBNA评分，均无相关性(P>0.05)。

GDM母亲分娩新生儿可能存在脑损伤，新生儿脐血血清S100B蛋白和caspase-3蛋白可作为预判GDM母亲分娩新生儿脑损伤及其程度的指标。

通过对四肢骨折患儿心理应激状态及影响因素分析，为儿童骨折后心理护理模式的制定提供临床依据。

采用偶遇抽样方法，选择2016年4月至8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骨科急诊收治的81例四肢骨折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本研究自行设计的《四肢骨折患儿一般资料调查表》，《四肢骨折患儿家长骨折知识调查问卷》，以及调查儿童创伤后心理应激状态常用的《儿童应激障碍检查表(CSDC)》，对患儿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四肢骨折患儿急性反应、近期反应评分，以及患儿家长对骨折知识掌握情况，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找出可能影响骨折患儿心理应激状态的因素。本研究与所有受试者的监护人均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本研究共计发放调查问卷81套，回收有效问卷81套，调查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100%。②采用CSDC调查的结果显示，81例四肢骨折患儿CSDC中位总评分为7分(0～28分)，其中，急性反应中位评分为4分(1～9分)，近期反应中位评分为2分(0～23分)。③采用《四肢骨折患儿家长骨折知识调查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7道骨折知识题目中，50.6%(41/81)四肢骨折患儿家长可正确回答3～4道题目，仅3.7%(3/81)家长可正确回答7道题目。④纳入研究的81例四肢骨折患儿中，>7～14岁患儿骨折后急性反应评分显著低于2～7岁患儿，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68，P＝0.008)。非独生子女患儿骨折后急性反应评分低于独生子女患儿，而近期反应中的再体验评分，则高于独生子女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049，P＝0.040；Z＝－2.295，P＝0.022)。家长骨折知识题目回答正确≥4道题目与<4道题目的患儿急性反应评分、近期反应总评分、CSDC总评分及近期反应中的再体验、回避、麻木与分离、警觉性增高、功能性损害评分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患儿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为四肢骨折患儿心理应激状态的影响因素。家长骨折知识掌握情况，对四肢骨折患儿心理应激状态的影响，因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小，仍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探讨腹腔镜下单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后，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及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敏感指标。

选择2013年2月至2015年8月，在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妇科住院并行腹腔镜下单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治疗的115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标本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是否发现卵泡组织，将其分为A组(n＝65，有卵巢卵泡组织结构)和B组(n＝50，无卵巢卵泡组织结构)。测定2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3个月及6个月血清卵泡刺激素(FSH)、雌二醇和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并采用超声监测2组患者术前及术后3个月、6个月囊肿侧卵巢窦卵泡数(AFC)及卵巢体积。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FSH、雌二醇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血清AMH水平。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并与患者本人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①2组患者年龄≥35岁构成比、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直径≥5 cm构成比、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术后7 d，2组患者FSH水平较术前明显上升，雌二醇和AMH水平均较术前下降，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2组患者FSH和雌二醇水平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AMH水平仍显著低于术前，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A组患者FSH和雌二醇水平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AMH仍显著低于术前，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B组患者FSH、雌二醇和AMH水平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2组患者FSH、雌二醇和AMH水平在不同时间点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2组术前AF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A组AFC少于B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⑤2组囊肿侧卵巢体积在术后3个月、6个月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腹腔镜下单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后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组织病理结果显示有卵泡组织患者，其术后6个月仍处于恢复阶段。采用AMH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可作为预测腹腔镜下单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后卵巢早衰的随访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