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新生儿C－反应蛋白(CRP)的影响因素。

选择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北京军区总医院八一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中心收治住院的新生儿中，入院时血清CRP >8 mg/mL的220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将其按照《实用新生儿学》关于新生儿疾病诊断标准，结合患儿入院诊断及入院时检验结果将其分为：败血症亚组(n＝19)、早产低体重亚组(n＝50)、新生儿肺炎亚组(n＝151)、低血糖亚组(n＝14)、溶血病亚组(n＝20)、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亚组(n＝8)、病理性黄疸亚组(n＝81)、颅内出血亚组(n＝13)、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亚组(n＝29)、窒息亚组(n＝20)、羊水污染亚组(n＝62)及胎膜早破亚组(n＝44)。同时，选择同期在本院住院治疗无上述相应疾病的新生儿2129例，纳入对照组，为了研究时与个研究亚组不交叉，分别纳入与各研究亚组相对应的对照亚组(n＝201, 170, 69, 206, 200, 212, 139, 207, 191, 200, 158, 176)，血清CRP平均秩次采用两样本秩和检验Mann Whitney U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简单相关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与其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研究组与对照组新生儿性别、日龄、喂养方式及分娩方式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采用Mann Whitney U检验及简单相关分析进行初步筛选结果显示，血清CRP平均秩次：败血症(是：138.32，否：107.86；U＝1381.0，P＝0.046)，NRDS(是：66.44，否：112.16；U＝495.5，P＝0.046)；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血清CRP与血红蛋白(Hb)，红细胞压积(Hct)，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及血糖(Glu)可能相关(r＝－0.149，－0.143，－0.164，0.246，0.316；P<0.05)。进一步以血清CRP为因变量，以初步筛选有意义指标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DBIL和Glu进入回归方程的结果显示，DBIL和Glu与血清CRP均呈正相关关系(b1＝0.477, b2＝0.311；95%CI：0.608～2.265，0.588～9.445；P＝0.001，0.028)，该模型经检验有统计学意义(F＝9.298，P＝0.001)，但拟合优度略差(R²＝0.341)。

DBIL，Glu与血清CRP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DBIL对血清CRP的影响程度大于Glu，但拟合优度略差。对其他影响血清CRP的重要因素，尚待发现。

探讨孕晚期子痫前期(PE)患者血清脂联素(APN)与血脂因子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选取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于青岛市中心医院产科确诊为PE的40例孕妇为研究对象，纳入PE组。再按照PE病情分级[轻度子痫前期(MPE)和重度子痫前期(SPE)]，将其分别纳入MPE组(n＝18)和SPE组(n＝22)。选择同期于本院就诊的40例健康孕妇纳入对照组。所有纳入对象孕龄为34～38孕周。采用放射免疫吸附法(RIA)测定血清APN、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和高密度脂蛋白(HDL)含量，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处理(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本人的知情同意，并与之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PE组与对照组及MPE组与SPE组的胎次(均为第1胎)、孕晚期体重、既往特殊病史及其他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分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①PE组血清APN和HDL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TG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PE组患者血清APN水平与TG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90，P<0.01)，而与HDL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93，P<0.01)。

孕晚期血清APN水平降低和脂质代谢紊乱可能与PE发病有关。

探讨准确评价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LCT)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回顾性分析2004年3月至2011年3月本院收集的61 610例标本的LCT结果，与阴道镜下多点组织活检结果进行对照研究，并与同期收集的128 554例传统巴氏涂片(Pap smears)检查结果进行对照分析。

①61 610例LCT的复检结果为，未明确意义不典型鳞状细胞(ASCUS)及以上患者为1772例(2.88%，1772/61 610)，对其中1017例进行多点组织活检发现，38例(0.06%，38/61 610)为鳞状上皮细胞癌(SCC)及腺癌(GLCA)；251例(0.41%，251/61 610)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子宫上皮内瘤变(CIN) Ⅱ ～Ⅲ级分别为169例和82例]；409例(0.66%，409/61 610)为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湿疣为216例，CIN Ⅰ级为193例)，腺上皮不典型增生(AGC)为5例，宫颈原位癌(AIS)为2例；慢性炎症为312例。同期进行巴氏涂片检查的128 554例标本中，共检出巴氏Ⅲ级及以上为272例(0.211%)，其中253例进行组织活检发现，65例为SCC和GLCA，97例为HSIL(CIN Ⅱ～Ⅲ级分别为40例和57例)，82例为LSIL(CIN Ⅰ级为45例、湿疣为37)，慢性炎症为9例。两种方法在筛查宫颈癌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筛查宫颈鳞状上皮病变(SIL)方面，LCT明显优于巴氏涂片，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LCT诊断与组织学诊断的符合率分别为HSIL(82.77%，173/209)>SCC(73.53%，25/34)>LSIL(63.46 264/416)，LCT的假阳性主要来源于对LSIL的判定。

LCT筛查CIN和宫颈癌较灵敏、可靠，明显优于传统巴氏涂片，特别是筛查高级别CIN，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筛查宫颈癌时，若存在因有效细胞数目过少、细胞重叠、炎症背景杂乱等因素，则可能造成漏诊或严重低诊，临床应引起重视。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乳腺钼(Mo)靶X射线影像在乳腺原位癌中的诊断价值。

选择2003年10月至2009年9月在本院住院并经术后组织病理学诊断证实为乳腺原位癌的21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其临床资料、彩色多普勒超声结果及乳腺钼靶X射线影像结果进行分析，并按照乳腺影像学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分级标准进行分级，并采用Cohen kappa(κ值)统计方法评估两种分级方法的符合程度。

21例患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结果按照BI－RADS及BI－RADS关于超声诊断(BI－RADS－US)分级标准进行分级的结果：2例(9.52%)为5级；15例(71.42%)为4级(4A亚级为5例，4B亚级为4例，4C亚级为6例)；4例(19.04%)为3级。乳腺钼靶X射线影像结果按照BI－RADS分级标准：2例(9.52%)为2级；3例(19.04%)为3级；13例(61.90%)为4级(4A亚级为3例，4B亚级为7例，4C亚级为3例)；3例(14.29%)为5级。21例患者乳腺钼靶X射线影像和彩色多普勒超声的BI－RADS分级(≥4级)结果完全一致为15例(71.42%)。Cohen Kappa(k)值为0.73(>0.6)，表明两种诊断方法的BI－RADS分级结果一致性良好。

乳腺钼靶X射线影像及乳腺彩色多普勒超声结果的BI－RADS与BI－RADS－US分级检查结合临床检查对于乳腺原位癌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地区新生儿败血症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其常见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收集2005年5月至2010年10月在本院就诊的254例新生儿败血症患儿的临床病历资料，采取回顾性分析方法对经血培养分离出的254株阳性菌株进行构成比及其对抗菌药物耐药状况分析(本研究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

254株检出菌中，革兰阳性(G^＋)菌为237株，占93.3%，其中，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为主，占革兰阳性菌的82.3%(195/237)，占总分离率的76.8%(195/254)；革兰阴性(G^－)菌为17株，占6.7%，其中以大肠埃希菌居多，占总分离率的5.5%(14/254)。本组检出率最高的3种G^＋病原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及检出率最高的G^－病原菌(大肠埃希菌)的药敏试验结果显示，G^＋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最高，其次为红霉素、氨苄西林、头孢唑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复方磺胺甲口恶唑(SMZ－TMP)，对万古霉素、利福平敏感。G^－菌(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及头孢噻肟耐药率较高，其次为头孢唑啉、庆大霉素及氯霉素；对亚胺培南敏感性很高。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地区新生儿败血症的血培养检出病原菌以G^＋菌为主，CNS是主要G^＋病原菌，G^－菌则以大肠埃希菌为主。该病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现象比较严重。

探讨超早期干预对早产儿智能和体格发育的临床效果。

选择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在本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住院的出生时胎龄为30～36孕周的早产儿120例(除外先天畸形和遗传代谢性疾病)为研究对象。按照家长是否自愿让新生儿参加超早期干预模式指导的原则，将其分别纳入干预组(n＝60)和对照组(n＝60)(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与其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对两组早产儿于NICU住院期间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当干预组早产儿生命体征稳定后，即给予超早期干预模式治疗，该模式为多感官刺激为主的康复训练，包括强化体操、动作和运动训练干预，而对照组早产儿不接受相应干预。自早产儿出院后，两组均在家中由家长按照本研究制定的早期教育计划对早产儿进行早期教育，均定期接受《盖塞尔量表》智能及体格发育指标评价。干预组则在早期教育基础上，继续按照超早期干预模式对早产儿重点进行强化体操、动作和运动训练干预。

干预组早产儿于NICU的平均住院时间(8 d)显著短于对照组(15 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早产儿6个月龄及12个月龄时，平均发育商(DQ)(粗大动作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应物能力、语言能力、应人能力5个能区)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早产儿采取超早期干预模式进行干预，可促进早产儿的消化、呼吸等器官功能成熟，缩短住院时间，明显促进早产儿的智能和体格发育。

先天性膈疝(CDH)是新生儿外科常见危重病。该病预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合并的肺发育不良及肺动脉高压(PH)的严重程度。对该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是衡量新生儿科综合治疗水平的一项重要的指标。本文聚焦目前对CDH合并PH的发病机制及其临床诊疗的研究进展，并综述如下。